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几点思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几点思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和党的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决定》又进一步阐述的一个科学命题。近日，由中华战略文化论坛和时事报告杂志社共同举办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与中华战略文化”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邀请来自不同领域的30多名专家学者，共同就新形势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高中华文化软实力等重要问题展开讨论。现将会议主要发言摘登如下，仅供参考。

嘉宾：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秦宣

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 韩震

全国政协委员 李汉秋

国防大学军队政治工作教研室副主任、教授 公方彬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郭建宁

《时事报告》主编、中央编译局博士后 王万征

高度重视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秦 宣

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深入，思想文化领域斗争日益加剧和复杂化，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面对西方敌对势力针对我国做出的层出不穷的“新手法”，作者提出十条建议，包含必须加强国家意识形态研究，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继续开展党的基本理论教育，大胆借鉴西方文明成果，加强对中华文明的宣传和研究，改进工作方式和方法，重视网络媒体上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队伍建设以及建立意识形态安全机制等。

一个社会是否和谐稳定，一个国家是否安全，既取决于国家的硬实力如经济实力、技术实力等，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如民族精神感召力、民族凝聚力、意识形态的整合力、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等。意识形态安全是整个国家安全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如果失去了意识形态领域内统一的指导思想，社会就会陷入一盘散沙，国家自身的安全也就无法保障。

冷战结束后，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斗争依然深刻复杂，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在当今世界，已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注意到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性，开始采取各种措施维护本国的意识形态安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把意识形态作为实现其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并把它渗透到方方面面。就连美国这样的世界超级大国，在冷战结束后也在担忧其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其最后一部著作——《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中，不仅表示了这种对美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担忧，而且提出了加强美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建议（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外部环境快速变化，国内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情况下，重视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尤为重要。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形势不容乐观，意识形态安全面临新的挑战。近几年来，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推行的意识形态渗透方式发生了新的变化，除了继续对我国实施西化和分化，即搞全盘西化和分裂主义外，还采取了一些新的手法：一是在全球范围内借苏东剧变和冷战结束极力宣扬“淡化意识形态”，企图让我们淡化政治意识形态，淡化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淡化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二是利用我们执政党内少数党员和政府中少数公务员的工作失误、少数腐败分子的腐败行为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添枝加叶，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加以丑化，企图使人们对共产党失去信任，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三是利用冷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这一事实，通过鼓吹“马克思主义过时了”、 “社会主义失败了”等，企图搞乱人们的思想；四是强化西方意识形态的霸权地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企图利用西方的“精神和文化价值观”影响和动摇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信念，从而逐渐侵蚀社会主义的基础；五是散布所谓“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等论调“妖魔化”中国，攻击中国的爱国主义为“狭隘民族主义”，视中国的社会主义为“极权主义”，企图搞乱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削弱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六是利用经济手段进行文化“植入”。西方国家通过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中挟带意识形态“私货”，把“人权”、“人道主义”同经济活动挂钩，利用一切手段大力宣扬西方资产阶级的一套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达到“以接触促演变”的目的；七是通过广播、电影、报纸、网络等文化产品的输出，公开或隐蔽地推销其社会政治理论、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新策略，要害是要动摇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共产主义的信念，破坏我们的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以达到人们对共产党信任的丧失和对社会主义信心的丧失，而这一切，恰恰针对的正是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在国内，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扩大，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的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进一步增强。这种变化趋势虽然总体上是积极的，但在这个过程中，非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也有所滋长，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在一些地方还严重存在。还有一些人，受西方思潮的影响，也在极力散布“淡化意识形态”，鼓吹“意识形态多元化”和“指导思想多元化”等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受到来自一些负面因素的挑战。所有这些都表明，我国正在丧失自我认同的国家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变得越来越模糊，道德意识形态出现某种程度的滑坡。所有这些也表明，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维护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确保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面临着新的挑战。这种情况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否则会扰乱人们的思想，造成社会思想的混乱，影响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从而影响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发生在西藏的“3·14”事件和发生在新疆的“7·5”事件，已充分暴露出我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方面存在的问题。中华文明具有五千年历史，但民族多样化历史性地造成文化认同感方面的一定分歧。这既为西方国家进行价值观渗透和宗教势力进行宗教渗透提供了机会，也为我们用统一文明凝聚国人思想提出了难题。我们这样一个具有13亿人口的大国，如果思想处于混乱状态，则有可能演变成社会动荡，甚至政治剧变，就会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巨大的灾难，对整个世界也可能是一场灾难。我们必须从提高综合国力、掌握国际文化竞争和国际意识形态斗争主动权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意义，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切实维护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意识形态安全。

为确保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我们建议：

第一，加强对国家意识形态的研究。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一个新的起点上，我国的意识形态建设正处于关键时刻。如何把西方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中的合理成分，中国儒家文化传统中的精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优秀道德以及在改革开放中形成的创新精神，整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国家意识形态，这是我们当前必须高度重视并加强解决力度的问题。没有被人们普遍认可的核心价值体系，中国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强国。

第二，始终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反对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第三，继续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160多年的发展史，探索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引导人们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第四，继续深入开展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教育，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

第五，在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基础上，坚定地实行文化领域的“双百”方针，大胆地学习与借鉴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一切人类文明成果。

第六，加强对中华文明的宣传和研究。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但在今天的全球化世界中，中华文明正在丧失其影响力。而在国内，在我们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的过程中，少数民族自身的文化认同感正在逐步强化，中华文明的多元化也随之逐渐明显，而如何多元化的统一却没有系统化的战略思路。长期下去，没有被断裂的中华文明很有可能在全球化、市场化的冲击下被分裂。统一的中华文明不存在，国家意识形态就难以存在。这是十分让人忧虑的问题，也是现在需要加强研究的问题。

第七，改进意识形态工作的方式与方法，加强马克思主义宣传理论阵地建设，为改革开放以及意识形态工作营造良好的宏观环境。

第八，高度重视网络媒体上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当前，互联网已经成为各种社会思潮、各种利益诉求的集散地，成为意识形态较量的一个重要战场。针对网络传播无国界、隐匿性和交互性强、传播速度快、传播面广等特点，我们必须从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高度，抓住信息化的历史机遇，善于运用先进技术传播先进文化，积极发展中国特色网络文化，使互联网成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前沿阵地。

第九，继续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队伍建设，按照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派的要求，造就一批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学贯中西的思想家和理论家，造就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的意识形态工作者。

第十，加强党和国家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建立意识形态安全机制。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中，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特别是思想政治工作。各级党委的主要负责人更要带头研究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思想政治工作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对意识形态工作部门给予具体的指导与支持，真正使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落到实处。

民主、公平、和谐、进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时代新内涵

韩 震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必须要渗透并统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领域，同时要体现出新世纪的时代特点。民主、公平、和谐、进取，这其中民主包含着自由，公平注释着正义，和谐蕴涵了人道，进取也包括了开放的心态。

中央提出要进一步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这是一项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的工作。这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内在统一性，有利于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群众中感召力、吸引力和认同感，有利于提升我们国家在国际舆论中的影响力、竞争力和软实力。

一、过去，我曾经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设必须从“体系的构建”转向“观念的凝练”，而且当时提出的设想是“民主自由、公平正义、人道和谐、开放进取”。经过近来的反复思考，我建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可以凝练或确立为：民主、公平、和谐、进取。因为，民主可以包含着自由，公平能够注释着正义，和谐已经蕴涵了人道，进取也包括开放的心态。

作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民主、公平、和谐、进取渗透并且分别统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诸领域，尽管每个核心价值理念可能是某一领域的主要价值。在经济方面，我们的核心价值理念主要是公平；在政治方面，我们的核心价值理念主要是民主；在文化方面，我们的核心价值理念主要是进取；在社会方面，我们的核心价值理念主要是和谐。鉴于汉语读说的韵律，我们可以将我们的核心价值理念或核心价值观的序列确立为：民主、公平、和谐、进取。

在经济上，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都是批判各种剥削制度，力图在生产力发展和历史进步的基础上，建立起人人平等、共同富裕的公平或正义的社会制度吗？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为了实现人类对正义价值的追求，通过现实的探索构筑人与人之间平等相待的经济制度基础。

在政治上，实现真正全面的民主，实现所有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进步的最高价值追求。同时，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力之所在。邓小平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1]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我们不能把民主自由看成是完全西方的概念。实际上，欧洲在历史上也长期处在奴隶制和封建制的黑暗笼罩之下。其次，民主概念也有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探索——“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当然，作为现代性概念，中国人民对民主自由的追求，的确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近代以来，为了建立人民民主的社会，中国人民前赴后继，进行了不懈的奋斗，这恰恰说明了民主自由代表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

在文化上，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自强不息，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成为世界历史上唯一绵延不断的文明。但是，民族精神或一个民族的价值追求是对民族现实的历史创造性活动的引领和反应，必然带有一定的历史时代的烙印。没有民族精神作为根基，时代精神缺乏深厚的社会历史底蕴，很难深入人心；同样，没有时代精神的激发，民族精神也只能是僵化的思想，民族精神的生命力只有融入时代精神的开放性、创造性、超越性才能展现其魅力和价值——所有这些都可以凝练为一个价值即“进取”。我们在近代的落伍，就在于民族精神没有获得时代精神的充分注入；我们在新时代迅速地发展和崛起，就在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相互充盈和交相辉映。

在社会方面，中国人历来注重和谐，讲究和而不同。和谐，可以说是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尊崇的价值理念。但是，在古代中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为贵”的理想只是排斥了人民（小人）的统治者（君子）内部所倡导的规范，因此不仅是片面的，而且也是难以真正实现的。然而，我们不能因为这些理想的历史性就否认它们的普遍价值，毕竟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努力不断扩展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理想的适应范围和体现深度。我们现在的任务也应该是开拓这个价值的世界意义。对外，我们主张和平发展，构建公平的世界秩序；对内，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

如上所述，我认为，民主、公平、和谐、进取这四个价值，就是符合中华民族历史传统且又代表人类历史发展方向的价值理念。

二、不宜把以下一些价值概念当作核心价值理念，比如“富强”、“共同富裕”、“文明”、“人民至上”，等等。

为什么“富强”、“共同富裕”不能当作核心价值理念呢？我们必须考虑到，现在中国已经是开放的大国，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深已经使我们的思维必须同时适应国内和国外两个大局。

当我们以这种思维考虑问题时，凝练我们的核心价值理念就必须在大战略的坐标上思考问题。譬如，无论“富”还是“共同富裕”，都是我们国家和人民追求的目标，但是却不宜成为我们的核心价值理念，因为国际上价值观的竞争是趋向超越单纯的物质生活的，也就是说，如果被认为过分“物质主义”，会使自己处于比其他价值观较低的序列上，不利于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形象，也使我们在价值观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另外，在公平之中，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共同富裕”的意思。而强（strong）即国家的强大，的确是我们梦寐以求的目标。可是，我们必须考虑如果以其作为我们的核心价值理念，其他国家的人会如何看待我们。现在，我们不是经常面对各式各样的“中国威胁论”吗？

为什么“文明”不能当作核心价值理念呢？文明一词有很多含义，但最主要或最常用的大概有“文化类型”和“社会互动礼仪”两种。前一种如“古代文明”、“近代文明”、，也如“东方文明”、“中国文明”等等。作为核心价值理念的文明，显然不是从这种意义上讲的。如果从“社会互动礼仪”，那就是人们比较重视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尊重，遵守社会规范，维护公共秩序。由于人们的不同表现，往往有人比其他人“更文明”或“不文明”。如果在这个意义上讲，把“文明”列为核心价值理念，那么就显得有些下位或低点了。

为什么“人民至上”不能当作核心价值理念呢？我们党已经把以人为本标记在自己的旗帜上，如果提人民至上，就容易让人理解为有差别地理解人，而不是平等地理解人。如果从有些人不属于人民的范畴，那么“人民至上”这个概念在更具普遍意义的概念——公平、人权、人格平等、人的尊严——面前，往往就需要为自己的“至上”与“非至上”的区分作进一步解释和说明。如果是指与官员干部相比，那么这种至上的区分就显得没有实质意义。一方面，在执政党执政为民的意义上人民的确应该至上，但另一方面，在更高的意义上，人不能分为上下，毕竟干部也是人民的组成部分，将其排除在外有什么意义和好处呢？只有确立尊重任何一个人的规范，才能真正实现以人为本。

公仁义诚勤——关于建设核心道德的思考

李汉秋

弘扬主流道德观念，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有效途径。“公仁义诚勤”，首倡公，就是把祖国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心中最重要的位置；仁与义，中国民族传统优良道德的核心，应当继承和发扬；诚，诚信为本，也是对《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20字基本道德规范的响应；勤，既符合中华民族奋发向上的传统，也顺应当今社会大发展的要求。

道德德目很多，我们不可能也没必要把各个方面的道德要求一一罗列让全社会记住背出。同一道德体系中主要德目的道德精神是相通的，我们要选取处于核心位置的能够统摄、支配、辐射整个道德体系并能长久起作用的“常德”，作为核心道德，把它们突出出来，抓紧不放，不求立竿见影，务必要一代复一代，持之以恒地教化下去。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和十七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任务，这对于我国进一步建设核心道德，是强有力的推动。

中华民族的新道德必须与中国人意识和潜意识中的传统美德相承接，才能生根成活，才能持续发展。这样做也便于将潜藏于国人心中的传统美德复苏起来，培育起来。以什么德目代表传统美德呢？我以为，作为整体德目，可以“仁、义、礼、智、信”这“五常”为代表。这五常高度概括了中华传统道德的核心价值理念和基本精神，是中华文化能发挥凝聚剂作用的重要因素。

道德观念是植根于一定时代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上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而对于适合新时代新生活的常德，则应着重提倡，我试着提出新五常，看看能否作为一种意见抛砖引玉。

公。为公之心。在汉语里“公”的含义很丰富：可与个人、“私家”相对，指公共、“公家”（国家、单位、集体）；可与“私心”相对，指人的“公心”；可指社会和为人的公平、公正、公道，等等。公心、为公，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把“公”作为道德的最后标准，强化了对社会、对国家民族的义务感和历史责任感。现在它更是我们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对于我们来说，为公就是为祖国、为人民；公心就是把祖国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心中最重要的位置，发扬集体主义精神，努力建设公平、公正、公道的和谐社会。有了这一核心德性就会生发出诸多美德，焕发出时代精神。

仁。仁爱之忱。仁是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象征，孔子倡导“仁者爱人”，并把仁爱由亲人推广到所有的人，“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在中华文化中，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性。以仁为核心形成的古代人文情怀，经过现代改造，可以转化为现代人文精神。马克思主义把它升华为“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中国党和政府把它落实到“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以及“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价值目标。

世间万物万事中，人是最宝贵的。人文精神的核心，我理解为对人的价值、人格尊严的尊重，一方面千方百计改善和提高人的生存状态、生存意义和人生境界，另一方面构建高尚的人类价值体系以引导人如何做人。长期的封建社会和封建观念就是不把人当人，只重权力不重人；到了资本主义那里则是只重金钱不重人，使人异化为物的附庸。要铲除这种人类不自爱的思想恶习可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冷漠、缺少爱心，是当今的社会病之一，比如因没有谈好价钱，竟然见死不救，眼睁睁看着活泼的生命被吞噬。面对这种现实，我们应当大力弘扬和培育人文精神。而现代人文精神应是现代道德的重要基本元素，甚至是核心。

义。正义、道义、公义。义者宜也，是合宜、应该的意思，是作为人，应该依归的人间正义，应该遵循的最高道义、公义。把义作为人的根本特点和基本价值取向，是中华道德精神的精华。作为判断是非善恶的基本道德规范，义是为人立身处世的根本，是人间正道的准则和向导。“舍生取义”的献身精神，与“杀身成仁”并行，成为中华民族崇高道德人格的光辉写照。

“义”与“利”关系的处理是价值观的核心，至今仍是道德的试金石。在市场经济中特别要讲究“义利之辨”。在人类历史的很长时期，利益驱动是人类进步的杠杆，我国历史已经证明，过早一概批判“物质刺激”，不利于生产力发展。因此，在拨乱反正时强调一下物质利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能长期过分宣传对物质的追求。在舆论上也要讲究生态平衡，要掌握好“度”。儒家伦理中这方面的丰富资源我们也要加以开发利用，帮助人们正确对待金钱财富物质欲望，正确树立人生价值观。

诚。为人之本。诚信是做人的根本，也是社会正常运行的道德基础。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诚信被儒家称为“进德修业之本”、“立人之道”和“立政之本”。

我们经常诚信联用，“诚”是“信”的内在基础，“信”是“诚”的外在表现。讲诚信是中华民族共认的价值标准和基本美德。信用危机绝不仅仅是商业危机，而且是深刻的道德危机、精神危机；它不仅破坏经济，而且腐蚀人心、涣散社会、毒害民族！《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把“诚信”列入20字基本道德规范中，并将它作为当前着力抓的重点，是非常正确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由家至国至天下，一切从修身做起。而修身的起点是“诚意”，要从根本的心、性修养起。

勤。勤劳、勤俭、勤奋。勤劳勇敢是世所公认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华儿女以勤劳自立自强，历来依靠勤劳而在世界各地创业。勤俭的传家宝不能丢，勤能补拙，俭以养廉，以理节欲，防微杜渐。能自我约束而不贪，谓之“廉俭”。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要代代相传，建设节约型社会，反奢华、反浪费、珍惜一切资源。勤奋则不仅“勤”而且有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勤奋是智慧的双胞胎，懒惰是愚蠢的亲兄弟。勤奋是创新的基础，创新是发展的灵魂。勤于创新勇于改革，勤于进取勇于开拓，这是由“勤”发展出来的时代精神的核心，全社会应当共同提倡、培育、弘扬。

精神文明建设是整体性的系统工程，就道德抓道德是不够的。应当以文化涵养道德，以道德提升文化。传统美德是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优秀传统文化是传统美德的重要载体，传统美德依托优秀传统文化而传扬。建议在学校教育和整个国民教育中加大优秀传统文化的分量。把仁义礼智信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把公仁义诚勤作为核心道德，纳入到学校的教学内容之中，逐步实现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并落实到精神文明建设中去。

以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确立来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公方彬

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首要工作是确立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本着普世性、时代性、政治性、崇高性和民族性这五项原则，作者提出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可概括为民主、平等、公正、互助。民主和平等是大众在社会活动中存在的关系，而公正和互助则是奠基于前二者基础上的努力方向，是一个社会对每个成员在承担公共义务时的期待和要求。

一、党的执政目标、执政方式和国家的发展状态催生核心价值观的产生

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了建设和谐世界与和谐社会的执政目标。如何保证世界的和谐，特别是处在中国崛起，“中国威胁论”尚有很大市场的背景下，很重要的一点是把握世界脉动，找到切入点和突破口。世界有什么脉动或发展趋势？突出表现在大国博弈已经和正在进入以核心价值观为支点的时代。国家间存在三大博弈：政治博弈、利益博弈、价值观的博弈。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形成了以美、苏两大霸主为首的两大政治集团的对峙，那个时候所有国家的交往决定于政治制度。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社会主义阵营瓦解，西方产生了“意识形态终结论”，现在讲意识形态终结为时尚早，但国家交往肯定不像以前那样凸显政治制度。至于利益博弈，这是只做不说的东西，因为大国还要担负道义的责任。如此核心价值观的博弈凸显出来，这是一个既可以做也可以说的东西，并且谁喊得越响，道义感越强。

特别需要关注的是，核心价值观的博弈对我们的挑战要远大于西方。政治制度博弈带有你死我活的性质，因其激烈性而易于凝聚本集团的力量，核心价值观的博弈则属于文化的范畴，因而泯灭或弱化了激烈程度，这种情况下凝聚本集团的力量相对困难得多。从社会结构和运行方式来讲，西方社会有宗教信仰和职业规范约束人们的行为，我们社会则一直以政治来建构思想和行为规范，当政治制度博弈弱化后，替代力量必出现一定程度的真空，这也是和谐世界建设牵动着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原因。进一步分析，和谐社会不仅仅意味着对多元的宽容，更重要的是在多元中找到主流精神和核心价值观，换言之，要在政府话语系统或政治话语系统、精英话语系统、平民话语系统中找到集合点，避免紊乱和冲撞。两个建设目标都离不开核心价值观。

从党的执政方式的转变看，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提高执政能力，转变执政方式，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这个转变表现在哪些方面？至少反映于党的十七大报告所讲的“善于把党的主张化为国家意志”。党的主张突出于政治主张，国家意志突出于法，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从话语系统和表现方式上予以调整，即以政治思想影响人，转变为党的思想注入核心价值观，再去影响人。

从国家的发展状态看，现在全世界都关注中国崛起，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也有人质疑，据说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讲过这样一句话：现在谈中国崛起为时尚早，因为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文化，中国尚未创造征服西方世界的文明成果和生活方式。国家有三个层次，三流国家出口产品，二流国家出口标准和规则，一流国家出口价值观。这至少启示我们，大国崛起是文明的崛起，只有立身于人类文明制高点起引领作用才敢言崛起，如果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不解决引领人类文明走向的能力，就不敢言真正崛起。所以，在中国崛起过程中，我们不输出革命，但可以输出核心价值观，这前提是先进且具有输出能力。

二、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利弊权衡

由于两种提法直接关系到目的与作用发挥，因而必须在决断前认真权衡。应当承认，如果不是凸显政治制度的特性，两种提法没有区别，并且就对内的目的来看，结果是一样的。如果把全部目的放在阐释社会主义制度上，则应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果要发挥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引领与文化塑造的多重功能，则提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更佳。

事实上，当前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受多方面的制约，一个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我们有待于深化，党的十七大报告已经讲到，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我们进行长期的探索，如果本体尚处于探索过程，附着之上的核心价值观很难确立起来。从现实社会与中国发展的需要来看，我们不可能等社会主义探索到成熟时再提核心价值观。提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则不同，其不存在对制度本质的考量，至少争议要小得多，达成一致要容易得多，且符合党的十七大报告的精神：“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如果结合现实社会矛盾，更显确立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意义和价值。从当前的社会矛盾看，主要不是以何种政治制度推进国家建设，而是缺少一个凝聚全民族的精神支撑与价值追求。看一下西藏、新疆出现的分裂活动，除了民族分裂势力作祟，不能否认与未强化好大民族意识有关，我们必须找一个政治制度之外的更容易让人接受的精神载体。

此外，我们还必须看到，在西方人看来，我们在政治制度上是“异质体”，这个异质至少在目前不是强势，因此，着眼于大国博弈重心迁移与减少外部摩擦，多提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既有利于世界接受，也有利于推进民族统一的进程。

当然，讲民族核心价值观不是放弃强化大众的制度认同，既然党的主张化为国家意志并不意味着削弱政治，那么，以新的表现方式反映党的意志，同样可以达成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

三、确立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原则

确立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应确立于五个原则之上。一是普世性原则。共产主义是人类最崇高的理想，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和崇高事业，它为我们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柱，同时给我们指明了人类前进的目标和发展的方向，因而具有普世性。真、善、美同样没有必要用制度来区隔，即属于普世的东西。总体来讲，普世价值不能简单、轻易、绝对化地否认，否则容易把自己置于人类文明创造的主流之外。从规律上讲，弱势讲个性，强势讲共性，主流国家不讲个性，也不讲特色，自认为是主流的国家也不讲个性和特色。在全世界大谈“北京共识”，在中国已经和正在成为大国，并参与世界规则制订的今天，我们确有一个塑造大国心态的必要。

二是民族性原则。鲁迅先生说过，一个人不能抓住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民族血脉不能切断，所以，有效挖掘民族文明基因，使其得到延续，是避免整个民族走向历史虚无和精神紊乱的必要条件。所以确立民族核心价值观必须有效发掘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并充实进来。

三是政治性原则。政治性一定是最好地反映出政党最先进的文化和政治理念，而非狭隘的理念，更非短期的政治目标和政治利益，是适应全民族不同的阶级、阶层和不同文化层次的人们的需求，核心价值观的构建，一定不能脱离执政党的执政理念，更不能发生冲突。

四是崇高性原则。核心价值观塑造的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只能崇高，不能媚俗，同时能支撑中国走向世界的，也必须富有道德优势与道德感召力。

五是时代性原则。这里的时代不是指阶段，是一个积淀为历史的大时代概念。

四、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基本构成与本质内涵

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可概括为民主、平等、公正、互助。民主和平等是一种社会形态，是大众在社会活动中存在的关系，而公正和互助则是一种要求，是奠基于前二者基础上的努力方向，是一个社会对每个成员在承担公共义务时的期待和要求。

民主，是源自西方的概念，但不独享于西方，而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因为英语中的民主原本就是由古希腊文中的德摩克拉提亚演化而来。胡锦涛主席在耶鲁大学演讲时强调，没有民主，中国不能实现现代化。十七大报告中也强调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这都点到问题的本质和要害。也就是说，不同的政治制度下的民主，有解读和设计上的差异性，但民主本身不存在问题。

平等，是指人与人的平等，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的平等，也是文化与文化的平等。尤其是，平等是中国共产党理论的精髓所在，是党执政的法理基础。因为党领导人民闹翻身，基本目的就是打破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实现人与人的平等。

公正，是指公平和正义，它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强调公正而不是公平，可以借助立法中的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来分析。实践证明，没有程序正义，实体正义是难以得到根本保证的。也就是说，绝对的公平不存在，也做不到，但有了正义的介入，便不必寻求绝对的公平，人们亦可接受。

互助，是人与人的关爱与帮助，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胡主席在新疆视察工作时讲道：“必须不断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其中对互助的强调，说明这并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五、核心价值观确立后如何才能进入大众行为领域

核心价值观就如同道德，仅仅提出和倡导是不够的。比如说道德，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比中国更重道德，在中国，历史稍久远一些的大学，校训里面都有道德，清华大学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东南大学是“止于至善”，北京师范大学是“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而西方的大学校训基本不谈道德，比如世界排名第一的哈佛大学是“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其他大学大多围绕“自由、真理、光明”而产生。中国讲道德，西方讲真理，结果西方的道德比我们走得远，其重要原因是中国的道德文章符号化，缺少质感，且口惠而实不至。因此，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一旦提出，很重要的是将精神注于法的领域，进入制度的设计和权利的运行，唯此才敢言以刚性约束来提升柔性内容作用发挥的目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意义

郭建宁

发展弘扬中华文化，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主导，以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为核心，以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基础，以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目标。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和落实，作者提出三个转换，即从理论体系转换到格言警句，从学术圈转向人民大众，从理论转换为实践。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当代中国的精神旗帜，是优秀中华文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重要体现，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内容。价值观是文化的灵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化意义。本文将对此进行探讨。

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导

关于文化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多年来一直极富魅力，令人关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关于文化问题重要性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和深刻。如果说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主流是军事竞赛，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主流是经济竞争，那么，二十一世纪的主流可能是文化的竞赛。文化的碰撞、交流、融合对人类的作用，可能超越军事、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乃至民族与国家。在现代社会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文化的内涵越来越丰富，文化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中国改革开放持续三十年的快速发展，在经济奇迹的背后，必然有文化信息、文化标识和文化密码，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当今文化的特点，一方面是文化与经济交融，一方面是文化与意识形态交融。我们注意到，十七大报告是在文化部分讲意识形态的，包括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这表明文化的意识形态化和意识形态的文化化，如同经济中有文化含量，文化中也有意识形态功能，或其功能通过意识形态表现出来，文化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和作用。这是一种新的文化观，是大文化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也是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的精神纽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三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四是社会主义荣辱观。从而在指导思想、理想信念、精神动力、行为规范方面形成了相互联系、有机配合的系统。

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要落实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要从基本规范抓起，从具体事情做起。为此，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和落实，还要在三个转换方面多做工作：一是从理论体系到格言警句，使之短小精悍、形象生动，耳熟能详，妇孺皆知；二是从理论界走向人民大众，从学术圈走向老百姓，使普通民众都能了解和把握；三是从知到行，从理论到实践，使之真正成为人民群众的生活规范和行动自觉。应当说，这几个方面的工作都相当艰巨，任重道远，我们需要继续努力。

二、以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为重心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 奈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并与2004年出版了《软实力——国际政治制胜之道》，主要从政治、文化、外交三个方面阐述了软实力。本文论述的是国家文化软实力，是指与经济力、军事力、科技力相对应的，通过文化载体和文化方式表现的影响和能力。

软实力理论的核心是文化魅力，基本要义是靠自身的吸引力发挥作用，而不是通过强制力发挥作用，基本特点是“同化的力量”和“感化的作用”，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其最高境界。

在当今的文化建设中应当如何认识和理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首先，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就是从全球的思想文化激荡来看，我们的文化具有自主能力和调适能力，文化认同感增加。具体地说，要注意处理好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性的关系。在当今世界，很明显的事实是：经济越来越全球化、一体化，政治则是多极化、多元化。而文化则最复杂，既似乎介于两者之间，又似乎两种特点都有。一方面，随着高科技特别是传媒与网络的迅速发展，文化的认同性日益取代了意识形态的差异性。由“全球化”“世界性”“国际化”带来的不同国家和民族生活方式、文化习俗、道德观念的接近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的。另一方面，由于文化习惯、宗教传统、价值观念上的鸿沟难以弥合，不同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差异所造成的裂痕亦有扩大的可能。一方面是全球价值趋同，另一方面是回归民族传统，复兴民族文化，实现民族自我认同。一方面是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被同质化，另一方面是文化的交流、综合与新的多样性的出现。所有这些相反的历史进程使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的问题更加突出，未来世界的发展将取决于两者的互动关系。如何处理好全球普遍价值认同与民族角色的自我认同，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文化选择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历经磨难而绵延不绝，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强烈的文化认同。面对全球的思想文化激荡，我们必须始终保持头脑清醒，千万不能“失语”和“他者化”，千万不能丢掉文化主体性，失去自己的文化基因和文化密码。

其次，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就是从国际的文化交流来看，我们的文化具有辐射力和竞争力，话语权增加。进行文化对话，需要提高两个能力。一是吸纳兼容外来文化的能力，二是向外辐射民族文化的能力。形象地说就是拿来主义与送去主义并举。这就是所谓“文化平衡”。今天，中国正在大量吸收西方文化，而西方并没有像我们一样大量吸收中国文化。不仅文化逆差的问题十分突出，而且文化安全的任务十分繁重。近年来情况已经有了改变，送去主义越来越受到重视。比如在海外频频成功举办的“中国文化日”、“中国文化周”和持续升温的“汉学热”等。这既体现了中国文化的自觉，也体现了中国文化的自信。中国文化只有走出去，才能更好地保存自己。

再次，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就是从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要和文化消费来看，我们的文化更加多姿多彩，吸引力和感染力增加。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是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的根基。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中华文化对于凝聚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起着重要的纽带和基础作用。面对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面对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对文化发展的要求，面对社会文化生活多样而活跃的态势，我们应当自觉肩负起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历史重任，大力弘扬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文化，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民族性、包容性和时代性，增强中华文化的穿透力、吸引力和感染力。使中华文化更加多姿多彩，使中华文化不断发扬光大。以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多样性的精神文化需求，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

三、以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基础

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这是一个很重要也很有创意的提法。如何理解“精神家园”，我以为有三个要点：一是文化认同，二是文化包容，三是文化传承。“精神家园”的提法不仅突出了文化身份的认同，而且强调重新凝聚、整合和塑造。用有的学者的话说就是 “重建传统”、 “再中国化”。

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必须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使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关于传统文化的现代性问题是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焦点问题和核心问题，传统文化与现代性的关系大体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契合性，比如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诚信为本的价值观念，可以成为现代化的内在动力；二是冲突性，比如传统的等级观念与现代平等理念，人治习惯与法治社会，群体至上与个性发展，中庸之道与社会竞争，伦理中心原则与物质利益原则，都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三是潜现代性或准现代性，比如传统文化中的民贵君轻，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必须经过创造性转化，才能成为现代民主的“本土”思想资源；四是后现代性，在对工业文明负面效应和人文精神的弘扬方面，现代新儒学体现了某种后现代性，这是人类思想螺旋式发展的反映。

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还要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在继承与创新的结合中弘扬和光大中华文化。文化建设贵在积累，重在创新。传承是基础，是前提，创新是方向，是生命，两者不可偏废。人类已经进入了二十一世纪，如何应对全球化的冲击，如何在激烈的文化竞争中生存与发展，核心是文化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种文化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即使是优秀的文化传统，也需要适应时代的需要，实现现代性的创造性转化，同时融入民主精神、科学精神、市场精神、法治精神、竞争精神、公平精神等新理念。

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还要有一套具体的做法和合适的路径。中华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但是五四以来在文化方面总的看是破的多，立的少。在这里，我提几点具体做法的建议：

第一，现代化。这里的现代化主要指的是现代化的科技手段。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流传下了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既有物质文化遗产，也有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加强规划，加大投入，特别是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认真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切实保护好我们的文化瑰宝。

第二，生活化。即逐步使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礼义廉耻，成为日常生活规范。培育与人为善、乐于助人的道德情感，见利思义、顾全大局的行为准则，形成相互尊重、礼让宽容的人际关系，互谅互让，友好协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风尚，创造关爱他人，团结互助，维护公平，伸张正义的社会氛围。

第三，社会化。使中华文化走入社区和社会，改造和发展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民间风俗礼仪，开展丰富多样、健康有益的民间民俗文化活动，保持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记忆和文化传承。

第四，教育化。使中华文化成为小学、中学的重要课程。要切实做好中小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各学科课程都要结合学科特点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在全国中小学生中广泛开展典籍诵读活动。

第五，网络化。即让中华文化上网，以更好地介绍和普及中华文化。要把中华文化的丰厚资源与现代数字、网络技术结合起来，使网络成为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使更多的人了解传统文化，喜爱传统文化，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播者。

四、以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目标

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不仅要体现在文化发展的良好环境和氛围，文化发展出人才出精品，而且归根结底要体现在人民群众的文化消费数量增加，质量提升，内容充实，形式多样，人民群众呈现出良好的精神风貌和文化形象。

当前理论界、媒体、社会上关注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需要注意的问题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是大公祭、大投资、大项目不等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文化新高潮不能成了公祭新高潮。近两年的清明之际，公祭风十分强劲。不仅孔子、老子等历史人物成为公祭对象，炎帝、伏羲、女娲、尧、舜、禹等神话传说中的人物也榜上有名。说白了，还是利益驱动，商业因素在起作用，文化只是招牌和幌子。

二是单一性单向度不能体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近年来的青歌赛、主持人大赛等，虽然成绩不小，但人们发现越来趋同，越来越千人一面，个性化越来越少。

三是低俗化严重妨碍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比如有人说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是因为有了婚外情。有人说李清照就是那个时代的“木子美”。如此等等，真是让人匪夷所思。

四是山寨文化的泛滥不利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关于山寨文化的评价可能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山寨文化的基本内涵是“低成本模仿”，虽然其中也不乏创意和创新，但是复制和侵权，乃至剽窃和抄袭的问题更为突出和令人担忧。特别是在当前造假制假相当普遍的社会背景下，山寨文化的泛滥应当引起我们的警觉与关注。

抓住机遇，推动中华战略思想走向世界

王万征

世界格局变化和国际较量中软实力地位提升，凸显了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性。我们要抓住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因金融危机受挫、世界意识形态领域多元争鸣的机遇，研究传播规律的新变化、新趋势，加强和推进与七大主流思潮的对话与交流，寻求共识，化解分歧，全面统筹我们党和国家的先进理念和先进思想，占据世界意识形态斗争的制高点。

当今世界处于一个思想传播全球化的时代，各种思想信息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思想本身所带来的生产力、影响力甚至伤害力正逐渐被世界各国所认知，并由此制定了相关应对战略。中国在全球思想传播格局中的地位，显然与中国在世界政治格局与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和影响是不成正比的，这也是国家提出软实力战略的主要动因。就此，我想从世界大变革大调整的角度谈谈文化建设、思想建设、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意义。

一、思想传播：世界大变革提出的新课题

当今世界正处于冷战结束以来最大的变局之中，这个变局就是“三个大”——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我认为，当今世界变化有两个特征最为明显：第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美国独霸世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世界权力已分散化、多元化。简单地说，国际社会的玩家越来越多，每个玩家的实力都处在上升阶段，当然，也有一个玩家在走下坡路，那就是美国。第二个重要特征是全球性挑战越来越多，越来越需要各成员国协同作战，金融危机、恐怖主义、核扩散、跨国犯罪、全球变暖，任何一项挑战都不是单个玩家能解决得了的。

一个帝国衰落、群雄四起、挑战空前的世界，一个以拳头号令天下越来越困难的时代，意味着什么呢？在我看来，意味着合法性将成为一切集体行动、解决国际问题的关键因素，意味着文化吸引力、价值观的感召力、思想与理念的影响力将成为新一轮国家竞争的核心。

这一深刻变化，对于刚刚完成融入国际体系任务、继而马上面对改革国际体系使命的中国，又意味着什么呢？胡锦涛主席在第十一次使节会议上讲，要使中国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形象亲和力与道义感召力，体现为文化与价值观的竞争力。思想传播，其实就是文化传播，就是理念传播，就是规则传播，就是道义传播，就是价值观传播，实质都是认同传播。随着一个以硬实力强势逼迫认同的时代谢幕，一个以思想和理念制造认同的时代来临。

美国总统奥巴马针对穆斯林世界的开罗演讲，被国际公关专家公认为是思想传播的成功案例。奥巴马主要以两句话打动了穆斯林听众：一，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都是伟大的人类文明，不同文明间要相互尊重、和谐相处；二，各国有自主选择发展模式的权利，美国承认发展模式具有多样性。这两点，恰恰是我们和谐世界思想的主要内涵。奥巴马只不过是学习和借鉴了和谐世界中的优秀内容，并加以现代化的包装和设计，却取得了意料不到的思想说服和形象塑造效果。有调查表明，奥巴马演讲过后，伊斯兰世界对美国的好感上升了一个很大幅度，小布什留下的千疮百孔的美国形象得到很大改善。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注重思想创新、理论创新的先进执政党。中华民族是一个拥有长久历史、丰富思想的伟大民族。我们这个党，我们这个民族，对人的思考，对自然的思考，对国家的思考，对世界的思考，是有独到之处的。现在，世界大变革的形势、中国不断上升的国际地位，决定着我们必须面对一个崭新的课题：要思考中华民族能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什么样的公共产品？我个人认为，思想宝藏是一个有待我们进一步挖掘、继而可以在世界思想领域产生影响、奠定中国在本轮世界秩序调整中地位的关键要素之一。

二、思想传播：我们的机遇和挑战

从全球范围来看，在世界各主要大国中，中国是思想传播“欠账”较多的国家。这当然与我们的传播实力不足有关，但主要是由于冷战等历史性原因造成的。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党和国家的对外传播，尤其是在形象传播、理念认同方面，面临四个结构性的障碍：1．西方意识形态的傲慢与偏见，“一神论”的观念使他们自以为全球化即西方化，难以接受世界意识形态领域的多极化，认为西方意识形态放之世界而皆准，其余都是异端；２．世界主要舆论传播力量都掌握在西方发达国家手中，意识形态的偏见使这些传媒难以公平、公正、客观、理性地认识、评论、传播我们党的政治理念、执政行为以及我国的发展模式；３．社会主义事业在国际上的形象、尤其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眼中的形象是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的，其主要原因一是源自对西方苏联僵化社会主义模式的固有认知。应当承认，西方很多学者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停留于苏联时代，“集权政治+计划经济”。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关系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否定。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中，我们不走苏联路，但却一直戴着苏联的帽子。二是由于冷战期间美苏争霸的特殊需要。冷战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在军事、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等全方位的一场较量，成王败寇，苏联的解体意味着在这场战役中资本主义占据了上风，从此资本主义在全球高歌猛进，社会主义陷入低潮。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但对社会主义这种国家意识形态和共产党的妖魔化评判框架没有解体，冷战思维也从未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战场上退却。４．中外文词汇的不对称性使得中国一些高度浓缩、内涵丰富的政治理念难以用外文准确表达。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先进性教育、“不折腾”等在翻译过程中都存在这方面的问题。个别政治理念的翻译甚至会引起误解，如韬光养晦被翻译为“隐藏实力等待时机”（conceal one's ability and bide one's time）。西方就有学者质疑：“一旦时机成熟，中国会有怎样的举动？”这无形增加了西方对中国和平发展的疑虑，也为“中国威胁论”提供了解释空间。

新世纪新阶段，世界进入了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格局大变革大调整的特点更为突出，中国地位上升更为世界热议，种种国际思潮暗流涌动，“世界向何处去”的问题成为新的意识形态争论焦点，这些新的变化为我们突破西方意识形态的围堵和禁锢，全面推进思想传播、理念传播、价值观传播，打造最大范围的国际认同提供了良好机遇。具体来说：

1．世界格局演变出现利我变化，世界大变革大调整的特点更为突出，美国霸权地位的相对衰落以及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气候变化、核扩散等全球性问题的突显，使世界对中国的需求与中国需求于世界的天平出现重大变化。

2．世界意识形态进入百家争鸣新时代，多种政治模式并存竞争、相互学习成为时代大势。冷战结束后，西方几个重要的意识形态判断，如历史的终结，资本主义一统天下，“新教伦理+多党议会民主+市场经济”成为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是发展经济灵丹妙药，民主和平化、霸权稳定论等等，都被事实证明是一种偏见。尤其是金融危机加重的2009年，全球进入反思之年，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全球化绝不等同于美国化。在这种世界格局多极化、政体多样化、发展模式、发展理念多元化的现实下，西方意识形态泡沫同金融泡沫一起破灭，不得不放下身段，承认不同理念的合理性。这为我政治理念的有效传播提供了空间。与此同时，西方正要寻找新的理论、新的观念、新的思想来解释、指引这一世界转型过程，意图重新占据世界道义制高点。这一复杂现实，深刻反映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价值体系斗争、较量的本质，反映着东西方两大文明体系交流与交融的历史趋势。

3．当前，国际思潮涌动，资本主义向何处去、反思全球化、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回归、改革思潮遍布全球、关注全球变暖核不扩散等全球治理问题、发展模式之争、西方中心主义消退等七大思潮左右着世界舆论导向，通过对这七大思潮的分析，笔者认为，国际事务民主化、可持续发展、共同安全、谋求改革是世界思潮争鸣的基本共识。2009年的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对话会上，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详细阐述了中方对全球治理的看法：第一，要兼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求。第二，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全球经济的组成部分，应该以平等身份参与治理过程。第三，要照顾和体现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诉求，考虑各国不同国情。第四，世界经济发展使现有一些机制难以充分反映国际社会诉求、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需要扩大代表性。不难看出，中国关于全球问题治理四点主张，与世界七大思潮的四点共识，大同小异，这是我们全球治理理念与世界其他主流思潮对话的前提和基础。

4．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成就举世公认，“中国崩溃论”已无市场，世界关注中国成功的奥秘，关注中国未来的发展走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受住国内外各种重大事件的考验，保持了社会稳定，经济持续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越来越多的外国政党和政治家希望了解中国迅速发展的经验和中共取得成功的奥秘。西方舆论虽然不认同我们党的政权组织形式，但不得不认可我们党的执政能力。这些，为中国的执政理念走出去、赢得更广阔范围的国际认同提供了舞台和机会。

三、思想的合法性：我们应该怎么做？

由于西方意识形态长期独霸世界，来自非西方阵营的一些优秀思想、理念常常被扣上“非法”的帽子。我们党和国家的对外思想传播，当然也面临一个合法性的问题。

首先，要全面统筹我们党和国家的先进理念、先进思想、先进价值观、世界观、发展观，占据世界意识形态斗争的制高点、国际道义的制高点。具体而言，要做好“三个参与”：1.要以中国先进的发展理念、发展经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落后国家脱贫致富，走科学发展之路，参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2.要以负责任大国的身份、以中国的和平发展合作理念、以中国独特的外交智慧积极参与国际难点、地区热点问题的和平、妥善解决；3.要以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理念、全球治理理念积极参与国际体系的改革与调整，积极参与国际意识形态领域的交流交融交锋，影响和引导涉我国际舆论，影响和引领世界主要思潮。当前，欧洲紧抓全球气候变暖的议题，奥巴马提出无核世界，欧美抢占道义制高点，给我造成了无形压力。2005年，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共建和谐世界这一源于中国又属于世界的新的全球理念。我们应该加大研究，尽快制订相应战略，推动和谐世界理念走出去。

其次，要遵循普遍的传播规律，研究传播规律的新变化、新趋势，不能总重复过去的传统办法，要善于创新，抓住时机，制造和借用媒体事件，传播我政治和外交理念，引领国际舆论。

第三，抓住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因金融危机受挫、世界意识形态领域多元争鸣的机遇，加强和推进与七大主流思潮的对话与交流，寻求共识，化解分歧，最大限度地赢得这些社会思潮代表人物和群体的理解与认同。

第四，建立一支政治素质好、业务能力强，既熟知中国又懂得世界的中国思想宣讲队。要研究西方对我改革理念、发展理念、外交理念以及与之相关的政策、行为的舆论反映，分析其质疑或批判的论点论据，分析漏洞，各个击破，有力、有效回应。

第五，建立几个重点对外交流基地，既可请进来作为接待单位，又可送出去传播我们的理念。每一个重点基地的建设，都要有明确的定位，要考虑对方的关切点。比如，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可设立我党建理念的传播基地；发展中国家的交流基地，可着重为我发展理念的走出去服务；与欧洲国家的交流基地，可作为我党善治理念的传播基地；对美国的交流基地，可作为我党全球治理理念的传播基地。

当前，各种思想思潮激荡，不同阵营分化组合，各种利益矛盾凸显集聚，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要在这乱局中趁乱取胜，打造自己和平、合作、发展的国际新形象，团结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争取与我意识形态相同、相近、相似的力量，越来越离不开先进文化、先进思想、先进价值观与先进理念的指引。唯如此，才能营造更好的“党缘”和“国缘”，真正在世界上团结同道者、协商分歧者、打击敌对者。

推动中华战略思想走向世界，参与国际秩序与格局的重新调整，同时还有另一层意义：要利用这次国际意识形态领域调整的大机遇，真正吸取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对内推进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仅成为指引中国人民前进的价值坐标，更成为世界人民景仰的道义制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