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求学的那段时光，总有一些教师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海里，让我们心存感激。那么，对于自己的教育教学生涯，教师如何看待？他们有哪些酸甜苦辣？就让我们走进优秀教师的心里，感受他们的心声，从中或许能够找到进一步改善教育环境的途径。
刘铁芳：肩荷理想且行且思
刘铁芳，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8年当选中国教育报《读书周刊》“推动读书十大人物”。著有《生命与教化——现代性道德教化问题审理》、《乡土的逃离与回归——乡村教育的人文重建》、《古典传统的回归与教养性教育的重建》等。
尽管如此，我依然感谢命运，让我走上了十分钟爱的教师职业，从事曾经被人瞧不起的教育学专业，并且用自己的努力，一点点唤起周遭学生对教育学的自信和教育思考的从容。在这份并不看好的专业中，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与高贵。
■湖南师范大学 刘铁芳
就我个人而言，进入教育学专业研究与教学的行当，可谓歪打正着。我是1983年初中毕业直接进入中师，1986年中师毕业分配到乡中学任教。1990年湖南省高校从在职教师中招收了两个班，不到100人，一个班是湘潭大学的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一个班是湖南师范大学的学校教育专业。我有幸考入了湖南师范大学的学校教育专业，1994年本科毕业，因为大学阶段发表了不少豆腐块文章而被当时的系主任涂光辉教授看上，直接留校任教，从此进入大学教师的行列。
应该说，我进入大学教师的门槛是偏低的，但正是凭借从初中开始的文学爱好和热衷读书思考的习惯，以及金生宏、石鸥等多位老师的影响，使得我很快找到切合自己的研究主题和思考方式。这些年来，我不断地读书、思考和写作，孜孜以求，从无懈怠。虽然个人资质鲁钝，学养不够深厚，导致学术发展有限，但我对纯正学术那份心向往之的热情从未衰减。个人对教育的思考也由初始时更具浪漫色彩的教育回归生活主题逐渐深化，转向教育的人文诉求。不仅如此，我也由埋头四壁书橱，转向多关注当下教育实践问题，尽可能多地走向实践。我所有的努力，都是要直面当下教育平庸化的现实，为教育实践找魂。
我主张的学术研究乃是一种切己性的、关乎个人生命意义的活动，所写的每篇文字，都力求融入我对人生和世界的思考。我的中小学教学经历既能给我提供对基础教育的切身性经验，同时，中等师范学校的教育经历又能给我提供对教师素养以及教师教育的鲜活反思。我深知，学术研究不能等同于自我生命质地的表达，必须努力超越自我，超越个人性的一己情怀，融入时代与社会，在历史与文化的双重视野中拓展生命的气象，由此提升教育学术研究的精神境界。我的人生经历给自己的思考与研究注入生命的内涵，我在问学路上所追求的自我超越，又引领我生命视野的不断扩展。这两方面的相互交融，使得我在教育思考、研究、教学的过程中，既深味教育之意义，同时又获得对自我生命意义的体认。可以说，教育学研究与教学为我的人生提供了人生的支点与平台。近年来，我也在努力补课，弥补自己学术研究的先天不足，试图加强自己的基础性素养。在重拾教育经典的过程中，我逐渐感受到心底里一种精神底气的氤氲而生。
作为大学教师，教学和研究乃是不可分离的存在形式。如果说学术是一个人苦心孤诣的生存姿态，那么教学则使我们作为学术人真实地活在年轻的学子中，展现我们作为学术人的生命的丰盈。我一直固执地认为，大学教师之为大学教师的根本，就在于其学术研究的支撑，缺少了学术的深度与广度，最好的大学教学也不过是现成知识的兜售，不足以充分地启迪学生思维。所以，我坚决反对大学课堂上的照本宣科。苟如此，何不把讲义复印给学生？当然，大学教学也不能等同于自己的研究，一是个人的研究难免各种局限性，二是要考虑学生的接受性。但毫无疑问，正是不懈的研究状态，让我们保持心灵生活高度的活跃性，从而让我们以思的在场的形式进入课堂生活之中，由此保持了课堂对学生的思的引领，而不是纯粹知识的灌输。
尽管教龄已有20多年，我也从一个懵懵懂懂的毛头小伙变成了今日依稀白发的“大龄青年”，但每次给本科生上课，特别是给某一个班级第一次开课，前一晚我都会很紧张，以至失眠，老想着第一句话应该怎样讲为好。我不是那种很善于演讲的人，我也不想照本宣科，每次讲课总想寻找一个结合点，以唤起学生自由思考的兴味。我理想的课堂是细水绵延，娓娓而来。我从不用那种规范性的讲授方式，而是力求以自己思想与生命的在场唤起学生思想与生命的在场化，期待着在课堂上与学生的真诚沟通、心领神会。我力求把自己的课堂变成教育学术的实践场域，在那里，师生平等，在对某种教育理念的思考中敞开课堂的思想空间，由此敞开师生的心灵世界。不管外面的世界如何，此时此刻，我们共同思考。
记起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中所写：“大学里，工学院的学生看不起文学院的，文学院的学生里外文系的看不起中文系的，中文系的看不起哲学系的，哲学系的看不起社会学系的，社会学系的看不起教育学系的，教育学系的学生没有学生可看不起，只好看不起系里的先生。”虽然当初读看到这话时心里一怔，暗地里有些不服气。这么些年过去，实事求是地说，教育学的面貌依然难有整体改观。尽管如此，我依然感谢命运，让我走上了一个我十分钟爱的教师职业，并且所从事的恰恰就是曾经被人瞧不起的教育学专业，并且用自己的努力，一点点唤起周遭学生对教育学的自信和教育思考的从容。我在这份并不看好的专业中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与高贵。
诚如柏拉图所言，理想的城邦在地球上是找不到的，却可以存在于人的想象之中，“让凡是希望看见它的人能看到自己在那里定居下来”。大学也如此，理想的大学实际上是并不存在的，但却可以实现于大学人的内心之中。我怀揣着教育的理想，在大学悠长的小径，踯躅地且思，且行。
我记忆中的大学老师
■陈宝泉
最近翻阅友人送来的教师文集，都是交流为师、做人的一些道理、经验。尽管水平不同，一旦走上讲台即毕生勤奋于此道，是多数教师的职业习惯。几本书多是资深中学教师写的，我看到大学教师类似的文章很少。大学老师的兴趣多在自己的治学领域，很少言及与学生的交流。
我看过这样的报道，讲某高校名师，马列课女教授如何爱生如子，如何照顾学生的生活，私下接济学生云云。我尊重此类民间大爱，认为爱学生是教师的可贵品质，但是觉得把此事与授课效果并论不妥。这样容易使人误解，似乎没有这些呵护、接济学生就不会认真听她的课，做这门学问了。大学生对老师的认同首先是学问，此外是人格。大学教师言谈举止、处事风范对学生影响也很大，但不是以对待未成年人的方式。我借此机会，回忆我上大学时的几位先生，以寄敬意与深情。
我们恢复高考头两届学生，大的30岁，小的十五六，生活阅历丰富多彩。十几届中学生同考一届，招生有限，同学中不乏优秀者。老师们也有一些是从社会各个角落“专业归队”的，一直教书的老先生们也刚刚经历过“文革”浩劫。这样的师生群体都有各不相同的曲折经历，因相同或相近的价值取向，聚到一起共享大学教育的回归、共创大学新历史。借用南京师大附中王栋生先生的观点，师生关系很“正常”。
先生们讲课风格各异，体现着各自的职业、人生感悟。一位姓董的物理老师，讲到近代物理学各条定理、定律发现时，常常提醒学生，当时中国处于什么状态，念念不忘天下兴亡，匹夫之责。另一位数学王老师，“文革”期间顶住压力，钻研不止。他关于“开球定理”的研究写出了当时为数不多的可拿到国际数学界宣读的论文，深得学生钦佩。王老师讲课的窍门是声音不大，他站上讲台，往上推一推眼镜，轻声开口：“同学们，我们开始吧。”近二百人的阶梯教室立刻鸦雀无声。
大学是师生们共同探求真理的地方，允许学生的个性存在。我那时是学生干部，在学习、公共事务上个性很强，却与老师们结下了深情厚谊。一次，自然辩证法的公共课老师缺席，我提议班长们找到马列教研室门上，结果是任课教师堂上作检查。年轻的张星瑞老师解释说课表更改，自己在外开会不知道。我在下面随口应了一句，“不知者不怪嘛”。张老师学问好，课讲得极艺术。我本来就对政治经济学、近代史感兴趣，又喜欢自然史，很快成为得意门生、一个偶尔去先生家喝杯小酒的学生。有一次他告诉我：“你那次接下茬吓我一跳。我以为是以前‘上管改’时期那种专门带头整老师的人物呢！上了几次课，才知道是个喜欢钻研的学生。”事后得知张老师常去系里说，我的专业选错了，应该去学哲学。
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材料力学课翁兆祥老师，一位治学严谨、不苟言笑的先生。翁先生是哈工大苏联专家带出来的副博士，学校创办初期兼过数学、英语、物理课，声望极高。材料力学属于传统学科，开始时有的学生不重视。学习委员带头逃课去隔壁大学听英语，被翁先生知道后当众叫起来训斥：“你是学精密机械的还是学英语的？选错志愿可以向学校提出来！”后来临近期中测试，助教给我打招呼：昨天翁先生在查英文版的习题集出题呢！我是认真听课的学生，考试没栽过，并不在意，不想考试时打开试卷就懵了，题型都没见过。仔细看过后才悟出些许思路，没做完，掐指一算不及格，好生错愕。公布成绩时松了口气，有思路的也给几分，认真学的同学都及格了。这一下引发大家的斗志，非要和这位刁难大家的先生比试比试。
一次，翁先生演示一道桁架结构例题。我站起来问，您讲的是书上某一道例题吧，答案中力的方向反了。翁先生翻开书，点了下头，又快速一步步推导，答案没变，额头似乎有汗。又看了看，道声对不起，“我选的这道题和书上的相似，只是桁架下面定铰与动铰的位置相反，答案没错”。教室里响起掌声。后来评议干部时，另一班有同学批评我骄傲自满，竟敢打断翁先生的课。系里去征询翁先生意见，回答说，“这是我喜欢的学生。我提倡学生预习，可以当堂提问，他做到了”。
事后，我和翁先生的女儿通信，谈及先生的师兄、师弟们都是享誉中外的院士了，先生若是留在原单位也应该有更宏伟建树。她纠正我的观点，说父亲没赶上好时候，再者“人也太倔”，却不谈翁先生职业生涯一直承担着繁重的教学任务，七十来岁仍在上课。
后来做高等教育报道，得知知名大学都有一批治学严谨、教学严格的先生，过去被称为“张老虎”、“黄老虎”，现在被学生们编入“四大名捕”之列。这些先生们的观念是，只有课程设置上有这门课，你就必须认真学。不但方法上要掌握，程序上甚至思路上都不能含糊。不好好学就休想过关，若想蒙混，被捕到即行“斩立决”。有趣的是学生们毕业后印象深、感情深的就是这些“老虎”、“名捕”们。越是学有所成、有所担当的学生，越是感谢先生们当年的严格要求。
王栋生：我在为未来耕作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王栋生
虽然我的体力大不如前，但和年轻时相比，我比那时更有经验了，我不会急于求成，也不会埋怨上天不帮忙，我相信田野早晚会变成绿色。我是一个永远在春天里耕作的农夫，我精细地耕作，让每一粒种子都能在大地上萌芽。我也曾想象过收获，想象着种子成为果实，同时又想到果实又会成为新的种子……
有杂志曾让我说说自己的“教师之路”，当时我认为没什么好说的。我只觉得自己是个离不开土地的农夫，正在自己的田园播撒种子，我虔诚而恭敬，因为每一粒种子都会成为一个世界。
又是几年过去，今年我60岁了，仍然在这块地上劳作。即使环境被污染，即使风不调雨不顺，我还是毫不吝惜地让汗水一滴滴地洒在土地上，因为我有期待，永远地在期待。
虽然我的体力大不如前，但和年轻时相比，我比那时更有经验了，我不会急于求成，也不会埋怨上天不帮忙，我相信田野早晚会变成绿色。我精细地耕作，让每一粒种子都能在大地上萌芽；我也曾想象过收获，想象着种子成为果实，同时又想到果实又会成为新的种子……我是一个永远在春天里耕作的农夫，我不知道如果离开了这片土地，自己还能做些什么。
有时我也会叹息，这个社会已经不大可能再出现陶行知和晏阳初那样真正的教育家了。我的朋友杨瑞清多年前弃官回到他的乡村小学，践行自己的乡村教育理想，一干就是30年。前些时候我去他那里玩，看到他的学校条件改善了，我由此想到一个人的意志与一片土地的色彩是有关联的。
30年前的杨瑞清心中有过什么样的蓝图，我不清楚，我只是看着他的汗水一年一年地灌洒在这里。可是，杨瑞清至今仍然是闻名遐迩的模范人物，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样的人物在当今仍然太少。在我们教育界，一直不乏想进官场往上爬的人，即使不汲汲于官场，在学校里把校长当土皇帝做的，也屡见不鲜，这就给更多辛勤耕耘的教师造成麻烦。
我们今天的工作究竟是为了什么？很多老师也常常问这样的问题。简而言之，我们的工作是为了未来社会变得美好。在社会生活中，人们身上的不同的文明教养，体现的是20年前、30年前、40年前甚至更远时期的教育品质。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有时，看着成年人的各种不同的言行，我会出于职业习惯，去想象他曾有过一个什么样的童年和少年，他接受过什么样的教育，他曾经有过什么样的老师；他为什么这样庄敬自强，他为什么有这种圣洁的心灵，在污浊的环境中一尘不染？我猜想他可能受过最富有人性的教育。同样，他的人生在哪一个环节上走错了路，他为什么会出语粗野，他为什么追慕虚名？他有过什么样的一群老师？……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都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表现为某种具体的现实。
我有个学生留学海外，带着一个设想回来了。我问他，你的研究项目还要多少年才能完成？他说，已经做了几年，估计再有十三四年能有眉目。我很感慨自己的学生能这样从容大气。他的研究有可能对克服红斑狼疮起作用，他同时告诉我，全世界大概有5.5万多位科学家在研究战胜红斑狼疮的方法。临别时，他对我说：“老师，人类战胜红斑狼疮的时间可能不会太远了。”我问还要多少年，他说：“估计再有七八十年肯定够了。”这句话令我老泪纵横！这就是我们民族最企盼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
中国人往往急于事功，急于求成，喜欢“大干快上”，搞“短平快”，教育界也是这样浮躁。科学家用一生的时间去专研一件事，焚膏继晷，兀兀穷年，他未必能看到成功，但永远一丝不苟，兢兢业业。我们做教师的，不更应当具备这样的素养吗？那天晚上，我想到，一百年后、两百年后的孩子们会从课本上知道世上曾有种疾病叫“红斑狼疮”，后来被人类征服了；他们懂得了一点历史知识，可是他们未必知道在20世纪到21世纪，曾有5.5万多位科学家为之付出了青春与生命；他们当然不会想那中间曾有一位中国人，憧憬过七八十年后的成功；他们更不会想到，那5.5万多位科学家中的一位中国人曾经是个幼稚的孩子，他在求学之路上和我相遇，他们也不会知道这个学生的话曾经怎样感动了老师……是的，一切都只能是想象。然而，时光流逝，人类更聪明了，社会进步了，这就是教育的全部意义。
今天我们努力地去做的一切，必然要在一个漫长的岁月之后，才可能看到一点点效果，这就是教育。面向未来，今天的教师必须有职业理想；不但教师，教育的领导者也必须对民族的未来负责；教育的管理者必须和教师一样，是有理想的人，非此无法培养有理想的青年一代。
我在6年前写过一本《不跪着教书》，很多同行写来自己的感受，至今仍然有许多读者来信，和我讨论什么是“人的教育”。我总觉得，教师所说所做的一切不过是践行常识，可是在我们中国，一名教师为了捍卫教育常识竟需要付出毕生的精力！中国人在漫长的专制社会历史中，没法站直，专制统治者也不愿意他们站立了做人，用瞒和骗逼使他们匍匐着，让他们相信自己的卑微和渺小。教育唤醒了人的心灵，教育唤醒了人的尊严，教育充实了人的内心，教育使人认识自己的高贵和美丽。人接受了教育，才有可能站立起来。
曾有人问我，为什么你一直是个普通教师？我对此大为不解：为什么我不能是个普通教师？问者的意思我也懂，是“肉食者谋之”，作为普通教师，没有必要殚精竭虑，“忧国忧民”。他错了。真正的知识分子是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不是由人民供养的木偶。是我想得太多了吗？不是，往往因为“肉食者鄙”，为了不让愚蠢的东西扩散，我只能站出来说话。
我们也许不是很聪明，但是我们希望在聪明人的领导下工作；我们的品格也许不够高尚，但是我们会被丹柯高举起的那颗心照亮；我们面临的社会条件不是最理想的，但我们不会因此就堕落下去，因为我们是教师。
在每一个细节上，在每一个环节上，一名农夫都会用汗水浇灌土地；他不会过于关注收获，因为种子刚刚播下，成长的周期很长、很长……
薛瑞萍：教师也需要一点闲暇
■安徽省合肥市第62中学小学部 薛瑞萍
教师是给人的成长提供帮助的职业。经过教师努力，让孩子体验到安全、温暖、自尊、自信、坚强、有力，对世界既充满热爱，又充满使之更加美好的深刻而持久的冲动，这就是所谓的人格教育，是一切理想教育的初衷和终极目标。
我喜欢浏览同行的帖子，但有一个习惯，读帖之前，总要先瞄一眼发帖时间。而我看见的时刻又多在夜间甚至深夜。就在下意识的一瞥中，心中油然而生一丝疼痛。于是，我更少跟帖，怕的是那些喜欢我的年轻人因此受了鼓励，愈发不知珍重地熬夜去阅读、思考、写作。忘记了自己一直在透支，一直在过度付出。
“两眼一睁，忙到熄灯。躺在床上，想着学生。”这话真实道出了如今众多的中小学教师，尤其是班主任的生活状态。教师是专门提供精神帮助与成长支持的行业，这类行业一方面需要从业者具有高度自觉的奉献意识，一方面需要从业者自身拥有充沛的力量——真真切切感觉到自己的尊严、自由、智慧、力量。一个教师，尤其是年轻教师，当他身心疲惫却动辄得咎的时候，当他被要求奉献再奉献，却绝少得到关爱、宽容与呵护的时候，如何可以品尝到职业荣耀的滋味，又如何可以给人以帮助、给人以力量？
在很多优秀教师那里，支撑他们强打精神的，是无处不在的客观压力，更是于不知不觉间内化到骨髓深处的职业道德。这当然不仅仅是教师的不幸。有多少个备受压抑的教师，就有多少个班的备受压抑的孩子。“闲暇出智慧”是古希腊人说的，实实在在是真理。
当我听见有位老师说江苏小学还有70个人的大班的时候，当我在某报上读到某地规定班主任必须手机24小时开机，以保证学生需要随叫随到的时候，我确实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教师是给人的成长提供帮助的职业。经过教师努力，让孩子体验到安全、温暖、自尊、自信、坚强、有力，对世界既充满热爱，又充满使之更加美好的深刻而持久的冲动，这就是所谓的人格教育，是一切理想教育的初衷和终极目标。此目的一旦实现，外在的训练将变为内在的学习，外力的鞭策将变为自发的奋进。智力发展，只是健全人格的副产品。
爱需要回流。以爱和付出为职业的人，格外需要得到关爱与温暖。你怎能期待一处从来只承受黑暗和寒冷冰冻三尺的所在，居然可以开出美丽的花朵？你怎能期待一个终年辗转于监防、疲倦、被动的磨盘之下，终年挣扎于同行竞争、家长苛责、学生顽劣、挣扎于荆棘丛中的人，竟然可以而且一直可以付出有力的爱？
中国教育最后的希望在哪里？就是教师活得像人，就是教师自己感觉到继而让孩子体验到安全、温暖、自尊、自信、坚强、有力。如此，世界才有可能变得好起来。
但愿所有朋友尤其是年轻朋友，和我一起牢牢记得，悠悠万事，健康为大。法不孤起，弘之在人，身安则道隆。往最基本的事实说，这是我们和我们亲人的平凡幸福所系；往更朴实的道理说，这是中国教育的希望所在。
